地方代议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财政考虑，对不动产甚至土地征税的估价都是由地方陪审团做出的。

  三、从税收法定主义到税收宪政主义 17、18世纪之后，代议制政体在许多西方国家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些城市特许状具有了宪政的一些基本特征。

尽管《大宪章》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遏制国王恣意征税的权力，但它在很多方面都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成了为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努力的最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或者换句话说，应当超越税收法定主义，走向税收宪政主义，因为税收法定对于征税权的限制是不够的，征税权应当受制于宪法。而这种体制的原型就是英国的议会政体。这个原则意味着，对于同一类型的纳税人，征税的制度安排不应当有任何歧视性，而应遵循平等的基本原则。在税收不确定的地方，每个纳税人的命运或多或少地掌握在税吏手里，而这些税吏或者对于好欺负的纳税人加重税负，或者利用加重税负的威胁巧取豪夺。

霍布斯和奥斯汀意义上的主权阐释，明显背离了中世纪的权力和法律观念。征税不仅需要纳税人的代表同意，不仅需要法定，而且需要纳税人的同意，需要宪法上的限制。（一）判决的动向 （1）输血梅毒事件，东京地裁昭和30年4月22日判决（下民集6卷4号784页） 案件原告是一名孕妇，当时由于子宫颈肿大在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产科接受住院治疗。

这一观点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显然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在现阶段的相对不切实际性，其并没有被学界和实务界主流所采纳。[41]即便是轰动全国的山西高温疫苗事件，在发病的十余名孩子中，最后也仅有一人被鉴定为由疫苗接种导致异常反应而获得补偿。[19]   三、 预防接种事件行政诉讼中的因果关系 （一）预防接种事件中的行政给付责任 预防接种领域的行政给付是指依据日本《预防接种法》的规定由行政机关直接对被害给予救济。作为前提性的说明，诉讼中所涉因果关系的类型一般可被区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在预防接种事故诉讼中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事实上因果关系的判断。

没有哪一种疫苗能提供完全的保护，而又完全没有风险。（6）号判决的做法虽然考虑到了预防接种事件的特殊性，并有利于受害者的救济，但是将举证责任进行转换却也可能会导致学理上的困境。

日本的损失补偿制度是基于《宪法》第29条第3款[33]对出于公共目的而造成公民财产的损失后果进行补偿。当然，在因果关系判断要件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国家赔偿诉讼和行政诉讼则基本一致，二者都采用时间上的密接性、医学上的可能性以及不存在其他可能的原因作为判断要件，并在责任分配上采用以原告举证为前提，由被告提出反证的方式。而（3）、（4）号判决将举证责任归属于原告方而对被告反证进行把握的做法既维持了原有举证责任体制，在实践中也更具有可操作性。以下将以这11份判决为对象，以因果关系的立证标准及判断要件为中心进行考察，试图对预防接种国家赔偿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认定进行说明。

关键词:  预防接种 因果关系 国家赔偿诉讼 行政诉讼   引言 众所周知，疫苗在减少疾病传染与流行的同时，也带着与生俱来的风险和局限，这是由疫苗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比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含麻疹成分疫苗(麻疹/麻风/麻腮风疫苗)的不良反应的研究结果，其一般反应发生率分别为：局部疼痛、肿胀、红晕约为10%，发热38℃为5%~15%，烦躁、不适和全身症状(包括轻度皮疹或结膜炎、关节痛)为5%。（1）号判决原文如下： 据查明，原告父母无特别疾病，原告母亲在分娩时并不是难产，同时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原告癫痫的情况发生。[24] [日]西野喜一郎：「予防接種祸」，转引自[日]植木哲著：『人の一生と医事法』，青林書院2010年版，第317页。

[21]根据这一规定，受害者能够获得行政给付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厚生大臣对于健康被害是由预防接种行为所导致的认定。不幸的是，由于供血者携带梅毒致使孕妇因此而遭受感染。

在（4）号判决中，法院指出应当降低立证标准： 医疗事故诉讼中因果关系的立证，是指可以证明特定事实与特定结果的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这一立证标准以通常人排除怀疑为必要充分条件。也即，判决中对于因果关系的立证程度更接近于科学上的可能性，只需要证明结果的发生与其他相关事件不具备因果关系。

而对于行政给付制度而言，行政给付制度的出现就是建立在国家责任缺位而又需要对受害人进行救济的基础之上，制度的创设本身并不以国家行为违法为前提，而仅仅是以简易迅速的救济作为根本趣旨和目的，因此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方式也可以相对较为宽松。[25]因此可以认为，在预防接种行政诉讼中，虽然法院在判决文本中仍然援用高度盖然性作为判断标准，但是事实上却又进一步对降低了该标准的适用。从理论上来说，预防接种事件作为医疗事件的一种，同样也可以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中适用高度盖然性学说。引用某疾控专家在接受采访时的评价：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疫苗。在学理上，对因国家的违法活动所产生的损害予以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38]因此，在国家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既要考虑到对受害者进行救济，同时也要对国家行为进行客观评价，防止对于国家行为作出错误判断并因此加重国库负担。

（6）号判决则认为在满足一、二要件的场合下，应先肯定预防接种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后由被告方对该症状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进行反证，如果被告能够举证则可否定因果关系。[5]当然，盖然性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表示焦虑。在当时，法院对于医疗事故中的因果关系判断尚无充足的认识，更勿论顾及到预防接种事故的特殊性了，因此（1）号判决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采取的是较为谨慎保守的态度。

[9]除此之外，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医疗事故诉讼中应将高度盖然性的程度要件再进一步放宽。据此，在判定本事件的因果关系时，也并非以完全不存在怀疑为必要，只须在综合审查证据之后，依据经验判定预防接种行为与疾病症状之间存在原因和结果上的高度盖然性。

[37]只要损害结果的产生是由国家行为所导致的，就不论其行为合法还是违法，直接依照法律条文进行给付。在此基础之上，实务和理论界也开始探讨将高度盖然说引入医疗事故诉讼领域。（1）德岛地裁昭和49年5月17日判决（判例時報787号第105页） （2）东京地裁昭和52年1月31日判决（判例時報839号第21页） （3）东京地裁昭和53年3月30日判决（判例時報884号第36页） （4）札幌地裁昭和57年10月26日判决（判例時報1060号第22页） （5）东京地裁昭和59年5月18日判决（訴訟月報30卷11号第2011页） （6）名古屋地裁60年10月31日判决（訴訟月報32卷8号第1629页） （7）东京地裁昭和61年3月14日判决（判例時報1215号第73页） （8）大阪地裁昭和62年9月30日判决（訴訟月報34卷9号第1767页） （9）福冈地裁平成元年4月18日判决（判例時報1313号第17页） （10）福冈高裁平成5年8月10日判决（判例時報1471号第31页） （11）札幌地裁平成12年3月28日判决（訴訟月報47卷第235页） （三）判决分析 1、概述 作为总览性的说明，在上述预防接种国家赔偿的判决中对于预防接种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除（1）号判决进行了否定外，其他判决均认定存在因果关系。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各有不同，但是上述（2）、（3）、（4）号判决中所列举了三项要件具备以下共通点：1、由于预防接种行为而导致该不良反应的发生在医学上具有合理性。

鉴于原告当时的年龄，一般来说由脑炎导致发烧的可能性很小，而由支气管炎或者上呼吸道感染所导致的可能性则较大。德本镇教授认为：为使得在公害诉讼中为举证困难的原告（受害者）降低民事救济门槛，公害诉讼中因果关系的立证标准只需满足高度盖然性即可，具体为以下两点：a、原告对遭受的公害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并只需要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具有相当程度的盖然性即可。

（5）号判决认为，和一般民事诉讼一样，在预防接种诉讼中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然归属于原告方。其中明确肯定因果关系的有（4）、（6）、（8）、（9）号判决，其余判决则对因果关系采取默认的方式。

[16]与（6）号判决不同，（8）号判决针对第三要件指出：除了被告应对存在其他原因进行举证外，原告为确保因果关系被法院所采信，也应对不存在其他原因进行举证。由于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属于公立医院，原告依据日本《民法》第715条以国家为被告提起赔偿请求。

上述结果的出现似乎明显有悖于科学上对于事实的认定。贺集唱教授同时认为：最重要的其实是法官自身对于自然科学的关心，平时应注意增加知识以及能力的储备从而在判决时能够充分理解鉴定书和科学文献，这远比一味降低证明程度要来得治本。[13] [日]東京高判平成4年12月18日，『判例時報』1445号（1993年），第3页。这一判定，以正常人能够确定的真实性程度并排除合理怀疑为必要（最高裁昭和50年10月24日第一小法庭判决，民集29卷9号1417页）。

类比到预防接种领域，科学上对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研究也仍处于探究阶段，即使是现阶段最尖端的医学实验也不能对不同情形下预防接种行为与不良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完全作出解释。[22] [日]滝沢正：「予防接種と疾病との因果関係の成立要件」，『判タイムズ』555号（1985年），第82页。

首先，鉴于预防接种的特殊性，原告在举证时确实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依然采取和一般诉讼同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就有失妥当。[31] [日]盐野宏著：《行政法Ⅱ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Causal relationship in Japan vaccination events——the study focused on judgment Abstract: Vaccination will inevitably produce side effects. The premise of victims to obtain relief i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mage. Japanese courts judgment of causality in medical negligence claims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field of vaccination. Including state compensation request li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in Japan vaccination accident litigation, the court will do sufficient and meticulous clarification and collation of testification standard, essentials of judgment, and the burden of proof of casual relationship in the form of judgment, which can setup vaccination of integrated relief system for reference. Keyword: vaccination, causal relationship, stat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日本预防接种事件中的因果关系_以判决为中心的考察_杜仪方.pdf   注释: 本文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风险行政中的国家责任（项目编号12CFX031）以及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风险监管的行政不作为责任（项目编号12YJC820021）的阶段性成果。由于欠缺相关专业知识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途径，一般民众很难就预防接种行为的安全性、不良反应等事项给出完全准确的说明。